翻译中的符号博弈与文化主权——解读《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中的文化主权与符号博弈研究》
长久以来，翻译行业与翻译研究大多将翻译视作语言转换、跨文化沟通的工具，讨论焦点集中在归化、异化的翻译策略，或是AI翻译的流畅度、翻译效率等技术指标，较少从文化主权和符号权力维度考察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东风、潘莉发表于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的《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中的文化主权与符号博弈研究》一文，跳出传统研究局限，将翻译置于文化政治、符号学理论框架下展开讨论，提出“翻译即文化主权博弈”核心观点。文章剖析西方长期掌握术语命名、定义权带来的表征危机，同时针对AI催生的语料库霸权困境，给出系统化应对思路，为翻译从业者、AI翻译研发人员提供了全新的审视视角。
一、翻译场域的文化主权：概念内涵与现实价值
文化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文化领域的延伸，其要义并非主张文化封闭，而是确保本文化的概念体系不被外部话语体系单方面定义，从而维持对自身意义生产和话语体系建构的主权性控制。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核心环节，正是这种权力博弈的微观场域：译者对术语译名的每一次选择，本质上都是在界定“谁有权解释这一文化概念”。
翻译中的文化主权之所以重要，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。
其一，它关系到核心文化符号的准确传播。
不同文明的核心概念往往存在范畴差异，若一味套用西方语义框架进行归化翻译，看似降低了理解门槛，实则主动让渡了定义权，造成文化内涵的结构性偏差。比如中国哲学核心概念“道”，若被简单归化为the Way，容易让英语读者在《圣经》中耶稣那句 “I am the way, the truth, and the life” 的宗教框架下理解这一中国哲学概念，导致对其本体论和实践论内涵的结构性误读。而采用音译Tao/Dao并辅以注释，能最大限度避免被外来范畴预先规定，保留其哲学内涵与符号开放性。这不仅是翻译策略的选择，更是对本土文化定义权的坚守，直接关系到核心文化符号对外传播的精准度与完整性。
其二，翻译中的命名权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和身份认同。
对于领土、主权相关的专有名词，译名选择早已超越语言范畴，成为国际承认政治的一部分。论文以“西藏”的译名为例：旧译 Tibet原为“吐蕃”的音译，明初后已基本废止；英国在侵藏过程中将其固化为国际条约用语 ，使其长期绑定分裂主义叙事，本质是对中国主权命名权的漠视；而依据“名从主人”原则，我国规范推行汉语拼音译法——Xizang，这并非单纯的文字修改，而是通过全新的符号形式切断殖民话语关联，在国际传播中明确领土主权属性。
二、AI时代的新挑战：语料库霸权与隐性语义殖民
如果说传统翻译中的文化主权博弈还主要发生在“人”的层面，那么AI时代的到来则让这场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技术维度。
文章提出了“语料库霸权”的概念。简单来说，目前全球主流的大语言模型，其训练数据绝大部分是英语及少数强势语言所记载的内容，中文以及其他非西方语言的数据占比很小。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：当AI处理翻译时，它默认调用的知识框架和表达习惯，本质上是西方的。
这种语料库霸权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：训练数据的偏斜——AI学习的“教材”主要是英文内容；技术平台的集中——少数几家跨国科技巨头掌握着数据和算力；思维范式的固化——AI在生成译文时，倾向于复制既有的西方语义范式，而非基于本土文化立场的中立表达。
这一约束在术语翻译上体现得十分直接。文章指出，主流大语言模型多将“西藏”自动译为Tibet。原因并不复杂：模型从互联网上学习到的大量文本中，Tibet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对应词，于是算法便将这个带有殖民历史印记的称谓当成了“标准答案”。问题的要害在于：当国家依法确立的官方译名Xizang未能进入模型的规范层和默认词表时，AI的输出实际上会架空主权国家的命名权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语料库霸权让这类旧译的沿用变得自动化且责任主体趋于模糊。译者如果在译后编辑环节直接采纳这一结果，便在不经意间将本应由中方掌握的定义权，交付给了算法。命名权就这样从话语博弈中抽离，被静默地嵌入模型参数和训练语料之中，成为一种不易察觉的技术性事实。
三、破局路径：三维联动的应对机制
针对上述困境，论文构建了“术语标准化—算法纠偏—政策协同”的三维应对机制。简单来说：
术语标准化——通过《中国时政话语翻译基本规范·英文》等官方文件，将核心文化与政治术语的规范译法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，明确“应该怎么译”。算法纠偏——把这些规范译法嵌入AI的训练语料和输出评测中，让机器在面对文化负载词时，能优先采用符合中国立场的译法，避免不加甄别地复制西方语义框架。
最后政策协同——术语推广和算法调整需要外交、宣传、教育、科技等部门的统筹配合，学术界与产业界也需要联动。
三个环节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，共同构成从规范制定到技术落地再到系统推广的完整链条。
这一命题也指向了翻译从业者的角色转型。当AI可以高效完成基础的语言转换工作时，译者的核心价值便不再局限于“译得对不对”“通不通顺”，而是进一步延伸到，能否识别术语选择背后的文化立场。归根结底，翻译不是价值中立的符号搬运，而是不同文明间话语权的持续互动与协商。在人工智能深度改写翻译生态的当下，维护文化主权既是对本土文化的守护，也是实现真正平等文明互鉴的前提。正如文中所言，中国译者正从西方语义框架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意义重构者——这一转变的实现，既需要制度、技术和政策层面的协同保障，也需要每一位从业者在日常实践中保持自觉与审慎。唯有在开放中保持主体性，在技术中锚定人文立场，翻译才能真正成为建构本土话语、守护文化根脉的重要场域。
（文章选自公众号前沿翻译技术）